别忘了利差是政策红利

8月份的经济数据刚公布，其中最受关注的新增贷款达4104亿元，比原先市场上估计得要高一些，估计以后几个月贷款增幅都会较为平稳，不会大起大落。除贷款增幅，有关贷款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值得注意和研究。

《东方早报》9月7日在报道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银行(601988)界高峰论坛”时提到，“深发展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兰克·纽曼在主题演讲中提出，反对中国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并称‘由央行管理利率是最好的’。纽曼的观点随即引起一位听众的质疑。这位听众直言，从银行家嘴里听到该言论，‘有点吃惊’，并想听听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的看法。”

这位听众就是笔者。我想在此讲一讲，我当初是提出了什么问题，对他们的回应，我的看法是什么。

除了对纽曼的讲话“表示吃惊”以外，我实际上还不无揶揄地说，“你说的是赞成中国政府控制利率，恐怕你心里赞成的是政府控制利率背后较高的存贷款利差吧。”我还对他说，“你也在美国的银行工作过，你知道中美存贷款利差之间的差距有多高。”

纽曼的回应是，在美国，由于利率市场化，使得存贷款利差较低，银行存贷款业务的收益下降，迫使他们通过搞各种金融创新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最后搞出了次按危机来。

我当时作为观众来提问，没机会对此回答做出评论。我觉得这种讲法似是而非，难以让人认同。美国实行利率市场化由来已久，并没有造成什么危机或重大事件。正因为市场利率化，促使美国的银行提高效率，让借款者能以合理的价格贷到款，也使存户得到合理的回报。

这次次按危机以后，各方面都在寻找原因。一般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对衍生产品的监管不足，利率市场化并未被认为是直接原因。而且也从未听到过在弥补金融监管漏洞或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的措施中，有取消利率市场化这么一条。至少在危机发生以后的各种重大国际会议上，从没有哪个个人或国家提出这个问题。

问题不仅在于此。纽曼还刻意回避了中国存贷款利差高的这个事实。按照埃森哲亚太区银行业务服务董事总经理的说法，国际上利差平均为1.5%，中国平均达到2.5%左右，去年利差曾达到3%。而据我的了解，中国存贷利差今年为2.5%~3%，去年达5%，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

过高的存贷利差造成了这么几种不利的后果：银行本身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净值,基金吧)不足（证券化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以银行业的赢利来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特别是对广大居民储户不利，与我们“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大方针背道而驰。

这种较高的存贷利差实际上是一种政策红利，特别是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已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而言。最近一直在议论是否允许外国公司在国内上市，对此最跃跃欲试的是国外几家大银行，原因也是显然的：他们以A股的高市盈率融资，在国内扩大营业网点（目前是他们的软肋），同时还可以享受高利差这一政策红利。

论坛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女士讲到，目前还无法一下子放开对利率的控制，要创造条件。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即便如此，在逐步放开利率市场化方面仍有很多事情可做，例如，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可以更大些，可以从目前的10%放宽至20%甚至30%，这样可以使原本难以贷到款的中小企业在支付较高利息的情况下获得贷款，而银行也能做到收益与风险较为匹配。

总而言之，我觉得利率市场化仍然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应维持一个适度的存贷利差，不宜过高。不要因为发生了次按危机，就使我们三十年改革中得出的重要经验，如竞争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全抛弃掉。更不应该从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要从全社会的整体、长期利益来看这个问题。

（作者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本文刊发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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