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柜厂家
免费服务热线

Free service

hotline

010-00000000
电源柜厂家
热门搜索:
行业资讯
当前位置:首页 > 行业资讯

人民日报资产泡沫破灭会导致旷日持久金融危机

发布时间:2021-01-21 14:07:48 阅读: 来源:电源柜厂家

人民日报:资产泡沫破灭会导致旷日持久金融危机

人民日报刊文,称资产泡沫破灭会导致旷日持久金融危机。

===本文导读===  人民日报:资产泡沫破灭会导致旷日持久金融危机

关于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应对的启示    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是由不懂现代金融的人造成的     全球经济仍在经历金融危机遗痛  ===全文阅读===  人民日报:资产泡沫破灭会导致旷日持久金融危机   警惕金融业过度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指出,如果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规模在经济体中比重过大,金融业引发经济与金融波动的成本将超过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金融部门的发展已露出过度的迹象。  金融归根结底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从长期看,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市场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真正创造价值。从历史来看,金融业过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信贷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过高或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过高。事实上,信贷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房地产价格,正是目前用来衡量金融周期的主要指标。金融周期的时间一般长达10余年甚至更长,显然一个完整的金融周期的长度大大超过经济周期。在金融周期的波峰阶段,通常会出现金融业过度发展的状况。  金融业过度发展带来的主要风险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它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积累,最终使得市场估值上升至实体经济无法支撑的水平,而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通常会导致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与本世纪美国次贷危机都是典型的案例。其次,由于金融监管很难跟上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因此,大量的监管不足或监管真空导致金融脆弱性累积,最终可能酿成危机。例如,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证券化产品发展过快,导致对相关风险难以进行准确评估,加上监管又非常宽松,以至于成为危机传染的渠道,甚至是危机的放大器。第三,如果金融业的发展明显脱离实体经济,其融资功能将被明显削弱,这将导致大量流动性在金融系统内空转,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却居高不下,有时甚至出现大量企业“在流动性的海洋中被渴死”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密切相关,但金融业的规模或重要性并未因此有明显下降。相反,随着发达国家集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金融业继续,甚至进一步以超过实体经济的步伐扩张,这很可能会埋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种子。目前距危机爆发已有7年,但发达经济体甚至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依然显著低于危机前,长期停滞成为困扰各国的现实问题。相比之下,全球资产价格在过去7年却快速上涨。其原因是,量化宽松释放的流动性并未真正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股票等金融资本市场,从而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  展望未来,世界经济依然处于本轮金融周期的下行阶段,去杠杆的压力犹在。如果世界经济依旧增长乏力,那么,过去几年在充沛流动性与强烈的风险偏好下快速上涨的全球股票等资本市场,就可能面临重要调整,甚至酿成新的危机。让金融业由过度发展转变为平衡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来源:中国日报网)

关于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应对的启示  过去的20年里,我国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两次严重冲击。为应对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内需、稳增长措施,对保持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次应对,既有经验,也有教训,都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在深入比较分析两次危机应对条件、行动逻辑和政策成效的基础上,系统归纳总结稳增长、扩内需的重要启示,对新常态下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改革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所处发展阶段对有效应对危机至关重要  危机应对是短期挑战,但制定危机应对的政策措施需要有长期视角。即便是相同的政策,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策效果也会有明显差异。在一个发展阶段正向效应多的政策,在另一个发展阶段负向效应则可能比较多。对一个典型的追赶型经济体而言,重要需求的增长空间往往受制于要追赶的技术前沿。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实际技术水平和技术前沿的差距不同,潜在的需求增长空间也会不同。稳增长、扩内需的政策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当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1998年,我国人均GDP不足3000国际元(1990年G-K国际元,购买力平价),仅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国内基础设施整体水平相对落后,商品住房和私家汽车等消费刚刚起步。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当时我国大体上处在重化工业阶段的启动期。因此,通过鼓励住房和汽车消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发挥稳增长作用,长期看还增加了有效的资本积累,为下一个阶段的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000国际元左右,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改善,家电、汽车和住房等消费也逐步普及,城镇化水平业已接近50%。经济发展逐步临近增速换挡期,工业化代表性产品的主要需求正逐步接近峰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出台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主要还是针对如何推动“铁公基”建设、扩大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投资、补贴居民消费,在外需下滑的同时客观上提升了内需,稳定了经济增速。但与1998年不同,新增基础设施的边际收益逐步递减,家电、汽车和住房消费的井喷式增长,一定程度上也透支了未来的空间。随后产能过剩、库存高企等问题凸显,一定程度上和该稳增长方式有关。  从短期总需求管理的角度看,正确认识发展阶段也有助于评估当下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和存在的产出缺口,并决定采取与之适应的政策力度。与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不同,追赶型工业化经济体的潜在增长速度往往会发生阶段性变化。特别是1998年和2008年我国经济正处在转折阶段的敏感期,简单套用过去几年的增速水平估计潜在增长,可能会存在较大偏差,从而导致稳增长政策力度失当。  重视在稳定总需求和释放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我国前两次危机所面临的挑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要面对的是外部冲击的压力,而且两次外部冲击量级都很大,加上我国经济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速均出现了明显下滑。如果任由其发展,危机的程度将继续加深,所波及的范围也会扩大。经济长期不能走出紧缩,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通过放松货币、扩大财政支出等方式加强总需求管理,防止了我国经济进一步下行和通缩恶性循环,避免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同时也必须看到,危机本身是对市场长期积累的错误的一种纠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也要允许局部风险的释放,克服所谓的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让市场的自我修复力量也发挥作用。  1998年的经验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取向转向宽松的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风险释放痛苦,启动了一系列的关键改革。比如,对微观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外科手术式改革。当时,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预算软约束问题非常突出,债务负担已经难以为继。单依靠信用注入,允许借新债还旧债,可能会陷入“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怪圈,不仅不能有效化解债务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推高债务水平。但要减少企业经营的冗员,大量下岗人员不得不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阻力很大。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不仅释放经济中潜在的风险,而且还极大地提升了经济的微观效率,成功实现了短期稳需求与风险有序释放的平衡。  结构性政策重在松绑和放活,避免行政性结构选择  危机对一国经济的冲击,表面看是短期需求问题,实质冲击的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性缺陷。总量和结构性政策相互配合,才能有效应对危机。与总量性工具不同,结构性政策的重点在于减少扭曲,改进机制,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两次应对危机的经验表明,经济下行期间,企业生产和经营更加困难,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更加审慎。通过清费减税、简化审批、放宽准入、拓宽融资渠道等方式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负担,事实上可以取得逆周期的调节效果。另外,1998年期间通过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和“三年脱困”、“抓大放小”,解放了部分被束缚的生产力,中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结构性政策有时候也被当作总需求管理工具来使用,而且行政性干预色彩比较浓厚。这一类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事后看副作用很大。例如,2009年初国务院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2010年出台《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主观上,这些政策都强调发挥市场作用,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级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行政性干预进一步被强化,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更为直接和具体,体现出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的特征。在产业政策的刺激下,投资增长过快,不仅造成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在各地也一哄而上。为此,2009年9月,主管部门又不得不出台《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来化解产能过剩。  此外,结构性政策扶持的不少行业仍由国有企业主导,一方面,国有企业加剧了产能扩张,出现了不少低效的投资;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公平公正公开的准入和竞争机制,经济活力和效率提升难度增大,并带来较为严重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结构优化主要是放的结果,而不是政府选择的结果。  输血不忘动手术,真正走出危机关键靠改革  危机期间往往是推动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危机下更容易达成改革共识。高速增长时期掩盖的各种矛盾和风险,危机期间都会有所显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问题也将暴露。此时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改革针对性强、阻力相对较小。比如,1998年就启动了国企、金融、外贸、投融资体制、社会保障、粮食流通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并加大了大江大河治理的力度,实施了退耕还林和农村电网改造;2008年也进行了增值税转型、燃油税等改革,并加强高铁、农村基础设施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  尽管这些改革中有一部分,比如国企脱困和加强金融审慎监管短期内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速,但可以挤出经济增长中低效成分,切实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当然,还有一部分改革既可以提振需求,又可以减少扭曲,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既有利于短期,也有利于长远。比如行政审批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  更为重要的是,要真正走出危机,关键还靠改革。1998年,企业经营困难,不少员工下岗,社会消费增长疲软。同时由于企业盈利下降,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银行放贷更趋谨慎,企业投资增速明显下滑。除了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放开了出口管制,启动了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一方面有效释放了需求空间,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了企业经营环境和盈利状况,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些都为2002年后我国根本走出危机、启动新一轮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合理释放信号有利于增强预期管理的有效性  预期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繁荣时期,人们的信心往往比较乐观,容易导致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而在经济下行期,社会和市场信心比较脆弱,容易过度悲观,可能导致投资、生产、收入和消费陷入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1998和2008年两次应对危机的经验表明,成功的预期管理需要有三个重要条件。  一是努力维护政府形象并与市场主体建立信任。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言行一致的政府。从事后看,政府每一次释放的信号和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果是一致的,则下一次政府预期管理的效果就越好。只有实施动态一致、透明的政策,才能逐步建立起政府和市场主体的信任关系,才能够将政府的意图转化为私人部门的行动,实现预期的引导作用。  二是释放的信号要比较明确。在1998和2008年外部冲击影响最为深重的时期,中央都释放了非常清晰的稳增长信号,这对于引导预期,坚定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从国外的危机处置经验来看,亦是如此。2008年美国的量化宽松取得一定效果与美联储明确的预期管理和透明度较高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有很大关系。  三是各个主管部门应加强协调,释放的信号要形成合力。不同的主管部门,往往由于获取的信息不同,或者选取的分析框架不同,或者利益和立场不同,可能会释放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信号。这些混乱的信号只能让微观主体无所适从,更加没有投资和消费的信心,从而削弱预期管理的效力。  政府资源动员能力与市场化配置机制要有机结合  危机期间过度相信政府能力,繁荣时期过度相信市场机制,都是经济周期中常常出现的错误倾向。两次应对危机的经验表明,政府短时间内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而且借助我国的体制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对稳定需求和市场信心,避免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过犹不及,若政府包办,政府干预过多或不当,则会产生明显的副作用。如果为了刺激经济,一味求快,不加审慎甄别,不仅低效部门会继续获得资金,而且正常的市场行为也可能受到过多的行政性干预,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不能有效发挥。政府应对危机的手段,最终还是要有利于市场调节机制的自我修复,并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1998年和2008年期间,政府引导和促进市场自我调节功能的修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缓解突出的融资压力。一些企业可能平常经营状况良好,但由于外部冲击影响太大、货款拖欠或者担保风险暴露等问题,短期资金链出现问题。若不能及时获得流动性,一些好的企业就可能被拖垮。特别是我国投融资体制还存在扭曲、金融资源错配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情况下,效率更高的非国有企业融资难问题将更为突出。  二是扩大中央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危机期间,银行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本身具有的顺周期行为,再加上国企和地方政府难以将风险和收益内部化,“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问题突出。中央通过增加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有效发挥财政乘数效应,可以减轻经济下行幅度。1998年的一个特点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实事求是地调整了由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的做法,保障了重大项目的实施与进展。当然,即便是扩大财政支出,也可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比如通过发挥政府性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BOT、PPP等方式充分调动社会的投资积极性。  三是减轻企业的税费和债务负担。除了运用利率、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减少企业真实债务负担,还可以采取清费减税、支持企业破产重组、清理三角债和担保链、剥离银行呆坏账等方式,加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市场主体的投融资能力。  四是拓宽融资渠道,调动私人部门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先后推进了投融资体制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不仅让企业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化,选择面更宽。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通过降低金融资源的错配,调动了非国有部门投资的积极性,增加了社会资本积累。  经济繁荣期要重视宏观审慎管理,留出政策空间  市场情绪有一种自我放大机制。在经济上行阶段,市场主体情绪往往比较乐观,风险偏好明显上升,如果宏观管理和金融监管不慎,就容易造成经济过热,积累过多的债务,并催生资产泡沫。一旦遭遇外部冲击、宏观政策转向或者两者叠加,就很可能引发经济增长失速。而且,前期积累的风险越多,泡沫越大,后续对经济造成的下行压力越明显,应对起来也更为困难。  1997年东南亚经济体爆发危机之前,我国已经通过宏观紧缩和整顿金融秩序,有效应对了通货膨胀,基本化解了三角债问题,经济杠杆明显降低,经济大体实现“软着陆”。更为重要的是,危机前通过启动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建立了初步的宏观管理框架。这些都为后来应对危机挑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酵和爆发时,我国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顶部,投资过热和高通胀尚未消退。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外需急转直下和由此引发的存货过快调整,使得经济增速明显回落,而且降幅超过了1998年。不过,由于企业、家庭整体负债率不高,银行改制上市之后资产负债表也比较强健,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随着稳增长政策的出台,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明显回升。  在经济繁荣时期就着力完善宏观经济管理和审慎监管框架,采取合适的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措施,保持良好的资产负债状况,避免高杠杆和泡沫化,才可以为应对意想不到的外部冲击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  筑牢社会安全网是守住危机底线的关键  危机期间,低收入群体较其他群体受到的直接冲击更大。1998年国企经营困难,大量国企职工下岗;2008年外部冲击,首当其冲的是贸易部门的农民工。这些职工学历低、工作经验不够,不仅容易被解雇,而且再就业难度较大。此外,国际经验显示,经济危机应对往往有利于富人,扩内需、稳增长的总量措施还会带有一定的再分配效应。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资产升值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资产价格,持有资产更多的高收入群体能够从资产价格上涨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二是工资上涨迟滞效应。失业和下岗人员增多,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裕,工资增幅一般较低,甚至下降,低收入群体和部分中等收入群体以工资收入为主,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三是信贷配给效应。非国有企业往往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度最大,但与国企相比,非国有企业获得贷款更难,偏向国企的信贷配给不仅会损害整体经济效应,而且会影响非国企职工的收入增长。  健全社会安全网,提供基本均等公共服务,能够让低收入群体或者经营失败者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历次大的危机经验表明,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织牢社会安全网有助于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改善收入分配。只有中产阶层不断壮大,社会结构才是可持续的,这也是防止下一次危机的重要基础。  开放有风险,但只有稳步扩大开放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  1998年和2008年的两次危机,我国受到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开放不足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客观上起到了隔离外部冲击和避免金融风险跨境蔓延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否认开放的重要性,类似的防火墙效应只能在短期内有效。长期来看,封闭并不是应对危机挑战的有效手段,只有开放才能真正提升应对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大国经济体尤其如此。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能够抵御外部冲击,除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有限,更大程度上与前瞻性或者及时的推进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改革有关系。其中,通过汇率并轨改革和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在危机之前向均衡水平进一步靠近;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和恰当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有利地改善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外商直接投资双顺差,外汇储备规模接近1500亿美元;危机时坚决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些都为应对外部冲击、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危机当中,我们不但没有选择封闭,而是通过放开民营企业自主出口权,积极推进入世谈判,以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为危机应对争取了主动。  开放亦有助于提升国内的宏观管理水平和微观效率。两次危机期间,国内的各种潜在结构性问题和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放大。比如,2008年之前,我国外贸依存度高,内外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需迅速下滑,带动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但通过反对贸易保护、进一步扩大开放,我国企业反而拓展了新的国际市场,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不降反升。又比如,原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中,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竞争能力不强,到了更加开放的环境,一些企业反而拓展了自己的经营和盈利空间,国际竞争力也有所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大国,限制资本流动的成本较高,只有进一步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提升国内宏观管理政策的独立性,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切实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经济将更高层次融入全球分工不可改变,开放有风险,但开放增加了多样性,提供了更大的潜力空间。  国际政策协调在应对冲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跨境溢出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可以不受到其他国家政策影响,在危机期间加强政策协调尤为重要。1998年,周边经济体货币都纷纷贬值,重要的区域货币日元在1997年6月到1998年7月对美元贬值幅度也超过了20%,人民币汇率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我国政府庄严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不仅稳定了外部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而且对周边经济体走出危机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抑制投机、保卫港币尤其至关重要。人民币没有参与竞争性贬值,不以邻为壑,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日元和欧元等非美货币纷纷贬值,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我国事实上承担了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更大责任。  除了维护汇率稳定,通过加强协调合作,提前或者及时制定共同应对危机的安排,可以阻止经济危机的跨境蔓延,提高各国稳增长措施的有效性,从而降低应对区域性或者全球性危机的成本。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东南亚各国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结果导致危机迅速蔓延,部分国家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还进行了不恰当的紧缩性结构改革,进一步加深了经济衰退的程度。而在2008年,为了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经济体发起设立G20平台,而国际组织、各国央行也加强了协调,这些都为应对经济下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次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最终没有演变为新的大萧条。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经济危机期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现象会十分突出。比如,国际流动性非常紧张,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融资瓶颈更加突出;部分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会迅速抬头,自由贸易和投资往往面临很大挑战。作为一个大国,我国在危机期间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强了全球政策协调,对持续推动全球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因素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变量,加强政策协调沟通,提升开放条件下大国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是由不懂现代金融的人造成的   独家专访MIT斯隆商学院名誉院长与名誉教授William Pounds: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是由不懂现代金融的人造成的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不懂现代金融的人造成的。金融理论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金融从业人员,他们高价销售自己不懂的产品给同样不懂产品的客户。  “如果你能热爱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好,就会有你更喜欢的机会随之而来。”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商学院名誉院长与名誉教授William Pounds说。  William Pounds近日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谈了他在这家顶尖商学院创立之初的经验,以及此后在洛克菲勒家族担任顾问的轶事。  麻省理工学院(MIT)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理工学院之一。MIT斯隆商学院(Alfred P.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也被认为是美国顶尖商学院之一。斯隆商学院在2005年被杂志评选为美国排名第四的商学院,仅次于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是萨缪尔森将一批顶尖经济学家吸引到斯隆  严婷:你的管理风格是怎么样的?在斯隆时,你是如何领导一群顶尖经济学家的?  William Pounds:  首先,我得喜欢一起共事的同事们,而且我也仰慕他们的才华 。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我的工作是帮助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家都把工作完成的很出色。因为,他们不是为我,而是用自己的才华创造出这样的成绩。  严婷:那么你是如何吸引到这批顶尖的经济学家的呢?  William Pounds:  其实不是我吸引到的他们。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当时在这里,而他们想和他靠近一点。 如果他不在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大概不会有顶尖经济学家过来了吧。我觉得这应该归功于保罗。  怀念不同商学院风格迥异的日子  严婷:当斯隆商学院最初成立时,没钱、没校友圈、也没声誉。但是,在1960年到1970年间,这所学院迅速崛起。这期间,你们是如何做出斯隆与美国其他商学院不同的特色?  William Pounds:  在美国40年代末,50年代初时,福特基金会开始资助美国商科教育的研究。那时的研究报告称,商科教育是建立在学徒模式的基础上,即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习得商业知识和技能。但是,商学院没有发展管理,只是由商务人士简单地传授业务流程,并没花时间在研究上。  此外,在某种程度上,那时的商学院与大学的教育系统是分离的。大学主要学科是指科学和人文。而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作为职业学院,不受人们的重视。商学院被认为是很枯燥的地方,吸引不了很好的师资和生源。  像哈佛和沃顿商学院这样现在鼎鼎大名的商学院在当时被人们看来是个笑话。但他们仍继续去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教案例研究,回顾分析商业案例。而麻省理工的斯隆和卡耐基梅龙的泰珀商学院在那时更无人知晓。首先,他们把自己纳入大学系统里。其次,他们招了很多学术人才,比如,经济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等,去改变商业的运行方式。拿金融学来说,50年代学的与现在的就有很大不同,其中很多是由这样的商学院产生出来的。我以前教如何用计算机帮助制造业生产,这在当时是个令人震惊的想法。但就是因为这些想法才造就出今天的斯隆。同时,这也是它为何能吸引众多有才华的老师和学生。  严婷:在你看来,斯隆商学院和MBA教育上在过去50年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William Pounds:  第一,我们学到很多。比如今日的金融学与往日的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以前去教从事金融行业的人金融。后来,我们决定去研究资本市场如何运营,重新思考公司金融学。同时,在教学操作方法上,我们也发生了改变。现在教公司金融学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工程计算基础之上。  其实这些年来,很多商学院都发生了变化。哈佛和沃顿仍然用案例教学法,但是多了许多分析和理论。而我们,仍以学术为主,但也用案例去教学。所以,虽然商学院们起步的形式不同,但现在的变化有点殊途同归。所有商学院都进步了,哈佛很好,沃顿不错,我们也很赞。  严婷:是不是越来越不容易区分这些商学院了?  William Pounds:  我怀念当时我们不同商学院风格迥异的日子。可是我们现在都在争取同一批人做我们的教授、讲师,所以我们商学院之间必然会比较相似。 我觉得作为一个商学院一定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可是谁知道这些改变好不好呢?我只是觉得做出改变会很有意思。  严婷:金融业发生变化,所以你觉得最近的金融危机是如何改变斯隆和MBA教育的?  William Pounds:  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不懂现代金融的人造成的。他们发现可以高价销售自己不懂的产品给同样不懂产品的客户。从长远看,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办法。所以金融理论是没问题的,而是从业人员的问题。  我相信当真正懂得理解金融理论的人担任了重要职位,只要假以时日,他们会承担好金融行业的社会责任。相同的问题就可以被避免。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严婷:金融危机发生后,越来越少的人想去从事金融行业,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William Pounds:  现在我不太了解市场行情。但是我相信许多学生还是都会愿意接受一份高盛的工作。我认为长时间以来,他们都去培训顾问、投资银行家和咨询师。你知道,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在互相制衡。但也许,我们应该花时间去研究一下管理。这会是一种让我们与众不同的方法。  严婷:你如何看待金融危机给公司治理带来的影响?  William Pounds:  我不确定这个影响很大。虽然有相关的法律出台,会计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但我质疑这些变化究竟能给公司带来多大实质性的影响,虽然还是会有风险存在。  严婷:我们能避免另一场金融危机吗?我们现在处境如何呢?  William Pounds:  我不能保证不会发生另一场金融危机。如果你读报纸,你会看到人们现在每天都很担心。因为他们制定低质量的车贷。  我们现在处于一段安全时期,然后会有另一场经济危机。我认为,经济上行会非常缓慢。虽然发生了金融危机,但我们不能忘记不完美的经济体制在过去这些年运作的还是不错的。  严婷:你还看到哪些令人担忧的信号?  William Pounds:  你都能在报纸上看到,人们会借钱给那些偿还不起贷款的人。  找到合适的CEO就像寻找婚姻对象  严婷:你是公司治理方面的专家,挑选一个对的CEO后就能万事大吉了吗?  William Pounds:  没错。但是找到一个合适的CEO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冒险的赌注。哪怕你再小心翼翼,也不管雇佣了谁。这就像是去安排一场婚姻。假设你说,给我找个老公吧。我把他带到你面前,说:“就是他。”那么你会问,真的吗?包办婚姻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可行的。  给公司找一个CEO也是一样。你想找一个爱上公司的CEO。但是你知道,爱是很难说的。有些人找到一个不喜欢的工作,所以结果是不尽人意的。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奇的公式。你试着去挑一个对的人。你只是尽己所能地去做这件事,然后希望它能奏效,就跟婚姻一样。  严婷:你认为,如何挑选或者评估一个CEO?  William Pounds:  就像选总统一样。你问问题,选谁就把票投给谁。如何决定选谁取决于你听他们讲话,观点等等。这与选CEO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能找到符合条件的三个候选人,但是通常你只能找到一个,只要做出决定了,你就希望这个人是最好的。  严婷:你还为洛克菲勒家族工作过,这10年中你认为自己取得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William Pounds:  显赫的家族通常会因内部矛盾而衰败。洛克菲勒家族避免了这个问题。虽然我对最后产生的好结果只起了非常小的作用,但我仍旧认为这是我个人很大的贡献。  严婷:请问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分享?  William Pounds:  比如关于洛克菲勒中心的所有权问题,家族内部有很多不同意见。而他们在三十年代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为这个基金会提了一些意见。  严婷:他们是如何把握正确时机的?  William Pounds:  你永远都不能确定什么是正确时机。受托人认为应将信托的资产组合多元化。事后去看,他们就像是把握了正确的时机。  严婷:这其中有很多的利益冲突?你是如何去处理的?  William Pounds:  由于多数成为了流动资产,归于个人所有,他们可以随意支配,于是冲突得以被缓解。  严婷:所以他们可以授权给受托人去做决定?  William Pounds:  建立信托的时候已经授权受托人,所以不需要额外授权。  热爱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好  严婷:是否可以谈一下你来到MIT之前的经历,以及为什么来到MIT

全球经济仍在经历金融危机遗痛   每个季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都会成为全球经济的风向标,但从今年情况来看,风向标自己也在迷失。 “撰写此文时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影响全球宏观经济演变的力量错纵复杂,因此难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在报告序言里如此表示,多少透露出一丝意兴阑珊的味道。  全球经济怎么了?不温不火,或者说不死不活。从经济数据来看,IMF的预测基本维持此前路径,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5%,其中欧元区增长1.5%,英国增长2.7%,美国增长3.1%。对比之下, 俄罗斯负增长3.8%,巴西负增长1%。它估计中国也会减速,2015年是6.8%,2016年进一步放慢到6.3%。  单单就GDP数据来看,IMF的预测对于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过于乐观,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过于悲观,而中国经济是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GDP超过十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未来几年内全球经济的命运都将取决于两国的表现。如果将全球经济比喻成为期待起飞的飞机,那么中美两国一个是机身,另一个则是增长的引擎。当前的具体问题是,美国的复苏会有多快,中国减速会有多慢?目前来看,中国减速有可能超过预期,而美国的复苏则可能低于预期。一旦全球经济的引擎以及机身都面临沉重的负担,那么全球经济复苏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通常飞机在减速过程中,造成各类事故及伤害的可能性也更大。  布兰查德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油价的下跌和汇率的大幅变动,而从中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这两股深层力量影响着全球经济的中期演变。笔者认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过去几年的乐观情绪之中,其负面性可能被低估。  2008年金融危机总是被比拟成上世纪那场百年一遇的大萧条,不过,实际上这场危机造成的损失目前远远低于大萧条。部分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吸取了大萧条中的惨痛教训。大萧条成为那代美国人集体记忆的一个分界点,那一代美国人会念叨,大萧条之前那年工资是多少,大萧条过后就没进过城了,等等。但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尚未得到全面彻底的认识。在危机后两三年,“后危机”等词语已经频频出现,但事实证明大家过于乐观了。不少研究已经指出,一般在金融危机之后往往有多次衰退。  复盘2008年危机后各国的应对可以发现,由于中央银行及各国政府大胆刺激,加上信用货币时代没有大萧条时期金本位制的诸多限制,各国经济没有受到大幅冲击,但是短痛可免,并不意味着长痛可免。本质上看,各国仍旧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恢复期,多数国家的潜在产出与人均收入都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增长路径。2008年危机已经过去七年,这七年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即使不是全然“失去的七年”,也是“恢复的七年”甚至“挣扎的七年”。未来几年,这一趋势都不会改变,也无法改变。(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相关阅读